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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总是在怀念。过去意味着失去,逝去的因为遥远,模糊了刻意涂改的痕迹,好让我们记住那些好的,坦然忘掉尴尬、失败、懊恼。当下的生活里有种寂寥,实际上它可能只是一种宁静而已,可我们总是要从中看出点灰色来。我,何冰,飞飞,我们都是这样的人。
飞飞毕业后留在浙大做博后研究。去年我和小何搬回杭州。我和飞飞联系了好几次,他一直忙,或者不看手机,经常几天后才回微信。何冰自杀后这几年,我和飞飞联系少了。现在在同一个城市了,我总觉得还是应该一起吃个饭。饭局应该要是个顺其自然的事情,如果反复约才攒成局,就感觉有点微妙。晚上走进黄楼,我就有点后悔了。驻唱乐队是一个中年发福的女老外领唱,带两个看起来东欧面孔的伴奏,和一个中国鼓手。鼓手看起来十五六岁,台下观众大半似乎都是鼓手的长辈亲戚,脸上挂着引以为傲的神情。于是上了二楼,点一杯鸡尾酒,几小碟小吃,等飞飞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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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飞飞认识大约有十四五年时间了。但我怎么也想不起,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,我开始和飞飞熟识起来的。青春期遥远得迷迷糊糊,很多事情是凭着本能在感知和决定,选择朋友,选择学校,选择兴趣,都很轻盈。
学校是寄宿制,只有飞飞租房住在校外。有一次,我去他的住处玩,房间昏暗,墙上贴了很多他的素描,郊外的树林、一些朋友站在一起的场景,还有很多自画像,书架堆了很多书,大部分都是诗选,很偏门的俄罗斯诗人。这就是飞飞当时给我的感觉,冷峻,有道德感,就像他的诗,有点张枣和北岛混合的感觉,我现在还能随口背出很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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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年放寒假,飞飞和我去广西找何冰玩,我们挤在何冰很小的单人宿舍。单人床很窄,睡一个人,地板铺上被褥,再挤两个人。接近春节的时候,何冰合租的其他室友都走了,有一点年底到来的感伤,三个人在四处漏风的房子里随便做点菜,喝一点酒,横七竖八地盘坐在地上,听何冰放点歌,也放他自己的歌。回忆总在悄悄美化,实际当下却很闷,杂乱的宿舍,摊在地上缩成一团的被子,一次性杯子装着的廉价酒,窘迫的物质生活。回忆我们三个,因为都很闷,话都不多,就算情绪兴奋起来,也不特别爱表达,所以聚在一起总是沉闷,大段大段的沉默,前言不搭后语地聊,可我们却老是花很多的时间,无聊地待在一起。
然后去爬了大明山,阴冷的天气,还没到山顶就开始下雪,爬到山顶,已经开始飘鹅毛的大雪。最高点是南宁气象局的天文台,房门紧锁。大雪覆盖四周山峦,视野里一片白。飞飞随身带了支笛子,攀上天文台的平顶,兀自吹了起来。说来又觉得造化弄人,谁能想到不久后,何冰就在离大明山不远的地方自杀,而飞飞又如修道出家般遁入空间天文学科研。他本科社会学,纯文的背景,放弃了记者的工作,突然选择跨系硕博连读纯物理,一读就是近十年。我觉得何冰的死,对他的选择有一些影响。
这些年他一直在各地的天文台做实验,天文台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,经常大半年人间蒸发。断断续续,我知道他在南疆待过半年,在智利、挪威待过,有段时间又出现在西伯利亚。我时常想起他,就会在微信上找他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,同步一些现状,又在哪了,实验进展如何。聊得不深,他也不会主动问。有时候我觉得我关心飞飞是种自私,我希望飞飞对于我,是长久不联系友情也不会变淡的朋友,就好像我们中间有什么样的默契似的。这其实是我自私的愿望:至少还能有一种友谊是纯粹的,这样让我自己好受点。不接受复杂,摆出纯真的姿态,就是一种拒绝,对世故的不接受。何冰说这是种逃避,用看似率真的方式,占据自我道德的上风,来拒绝没能力处理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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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年,飞飞像避世一样,不写诗了,也许是写了也不发布,不发朋友圈,微信每次联系都回复很慢,一副带着拒绝的礼貌,其他朋友都不知道他的近况。
最近一次见面,是前年在我和小何的婚礼上,也许那也是周围朋友呼啸而聚的最后一次了。婚礼流程结束之后,在天台再聚了会儿,朋友们都比较沉闷,我从来也不知道怎么活跃气氛,就听听歌,喝喝酒。黄昏降临的时候,山峦映照着天色,有种南方特有的昏黄。我就一直喝着酒,喝也不是一种热闹的喝法,不停地举杯兀自干了,然后我想起何冰,想起了一些有的没的,很快就醉了,念叨着这辈子朋友能完整聚起来的机会,可能就是婚礼和葬礼了。第二天醒来,飞飞已经走了。
小何后来告诉我,飞飞当天跟她说,我们这群朋友都是忧郁的性格,他要感谢小何,能一直拽着我,让我不至于太灰暗。这让我有点触动,婚礼前一天,我去车站接他,他提着两瓶酒当贺礼送给我,我们也没有来得及说太多话,想起来,那感觉是我这几年里见他最开心的时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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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内还是一如即往闷热,让这爵士显得更加聒噪刺耳了,闷热的空气在室内不停地膨胀翻腾。
迟到了好一阵,飞飞来了,他点了酒。我们就着酒寒暄了下,他说了杭州的交通,最近的天气。我说了我的工作,搬家的一些事情。两个人感叹了下黄楼什么都没有变。然后很快就恢复沉默了。
窗外西湖上刮起阵阵夜风,树叶沙沙的声音,让我隐隐约约回想起南方夏天的感觉。他更少话了。甚至比之前更封闭了,语言都游走在边缘,没有热情也没有意愿更深地表达。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我们都是沉闷的人,对情绪的起伏感到天然的羞愧,看上去总是同一种神态,从不热烈地表达。工作这几年,如果说在跟人聊天这方面,我还有什么提升,我觉得我能更好地接受尴尬了,在各种沉默的缝隙中,能至少挖掘出一些话头来,承担一点起码的社交礼仪。但是面对飞飞,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。
于是又聊了一下他弟弟,实验的进展,毕业之后的打算。他介绍了他在冰岛的一些见闻,学校里的一些变化,和一些其他朋友的近况。我们都没有聊何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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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黄楼出来,我想我有点醉了。在门口,我原本想拥抱一下飞飞,表达一点什么,想了想,还是只握了下手。然后我们说再约,飞飞打的车很快就到了。我继续往北拐,步行回去,凌晨南山路上,西湖旁边的树在湖里映着黑影,风不停地摇动,路边还是很热闹,人来人往,丝毫没有入夜的意思。不知道是酒精还是什么别的,脑子里想了很多。走着走着,突然想到原本还要问飞飞一个什么问题,算了。
路边有个水果店在放综艺,节目里盘尼西林在演一首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老歌,我站着看了一会儿,想起第一次听这歌,大概也是在何冰的房间。
不知道为什么哭了,有一种久违久违的雨的感觉,像是在告别什么。